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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法律為志業,依知識而治理

    2024-02-29 11:49:50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周末

    編者按

    春天的氣息愈加濃厚,一份帶著法治溫度的書單在此時如約而至。

    2023年年底,由法學界知名學者、資深媒體人組成的評委團秉持“學術性、思想性、人文性”的原則,進行了兩輪投票。在評委團意見的基礎上,結合讀者網絡投票結果,本報編輯部最終評選出了2023年十大法治圖書。

    我們特將2023年度十大法治圖書榜單發布,并將部分評委的讀書感悟陸續刊出,以饗讀者。



    2023年《法治周末》十大法治圖書

    倪曼

    法治作為社會和國家的基石,承載著法律、公正和秩序的理念。在2023年度璀璨的法治圖書叢中,榜單上這10本極為出色的法治圖書,展現了法治在不同角度下的魅力與能量。

    傳統與現代之呼應

    傳統法律與現代治理技術是兩個看似相互矛盾的概念,但實際上它們在實踐中存在一種巧妙的關聯。一方面,榜單中出現了與程序、代碼和人工智能密切相關的《算法社會:技術、權力和知識》等著作;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法哲學基本范疇研究”叢書》《重新認識中華法系》等體現了歷史回顧的著作,也紛紛入選。

    中國法律傳統與現代計算機技術,看似一對沖突的概念,其實不然。從智慧傳承和治理工具的角度來進行思考,在傳統社會,中華法系的法律技術和今天的算法、數據和人工智能相似,都堪稱那個時代最先進的治理工具。

    正如由荷蘭學者馬克·舒倫伯格、里克·彼得斯主編的《算法社會:技術、權力和知識》一書展示的那樣:算法是一項將數學原理應用于海量數據的最新技術創新,它還是一種新型權力,影響著我們社會的重要領域,在行政、衛生、教育、工作、刑事司法和城市建設中發揮關鍵性作用。而歷史法律傳統,也體現著當時人們的智慧以及對公平正義的探索。

    與算法相比,古代法律傳統雖然時代背景、社會結構和科技條件不同,但對人類社會的良好治理和社會秩序的維護之追求是跨越時空的。正如今天的區塊鏈、大模型和人工智能都是為了更高效的數據管理與決策制定,古代的刑法傳統、司法技術同樣都是為了社會秩序的維護和公平正義的實現。

    當然,即便算法也不見得能提供十全十美的解決方案。作者反思:“從平臺推送的新款盲盒鏈接,到交通違法行為的自動識別和處置,再到政府、平臺和企業對日常事務的風險預測,甚至智慧城市的基礎構建,都可以看到算法的‘身影’。算法的‘無時不在’和‘無處不在’以及對我們生活的深度干預,不由得讓我們產生疑問:到底是我們‘使用’算法還是算法在‘治理’我們?”在作者看來,算法社會并不是完美的,而是需要“以人的福祉為名對算法決策進行適時和恰當干預”。

    相似的反思,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趙宏的法律隨筆《權力的邊界》中也能讀到。她專門在該書的第五章《網絡的秩序》中對于今天這個時代互聯網帶來的便利進行了“法眼旁觀”,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在網絡上污人清白真的沒有代價嗎?社會性死亡越來越多,對于網暴者真的能夠法不責眾嗎?網暴洶涌,平臺難道真的能夠置身事外?當舉報條款被濫用時,如何能夠抑制那些“公報私仇”?我們普通人與惡的距離,看似遙遠,真的經得起追問嗎?

    不過,回過頭看中華法律傳統,其實這些看似是網絡時代出現的法律難題,在古代的那些律令、格式、決事比中,早有相似的古人智慧可供參考。有些時候,答案也許就在身邊。

    “法科知識人”如何走出去

    當被問及“法科知識人有怎樣的專業性格”時,《法科知識人:現代中國早期60位典型人物重述》一書作者孫笑俠這樣說道:“法學具有‘封閉性’,因為法律是把社會事實作了分解定性(韋伯語)和‘操作性封閉’(盧曼語),法學基于此也形成‘封閉性’的知識體系,更多是遵循法教義學。這塑造了法律人的專業思維和職業性格?!边@些法律人都在各自崗位上運用法律頭腦,彰顯法律人追求法治的思維特征,具體體現在:規則至上、權利本位、程序優先、分解和定性事實、邏輯高于情感等,由此構成法治思維與政治思維、大眾思維的沖突。

    不過,也許《要命的地方——家庭、生育與法律》一書的作者趙曉力不會認同這樣“精英化”的看法。他的研究顯得更“土”一些。他關心著農村女性對普遍的生育權的維護,觀察那些女性被驅趕出倫理秩序之后的境遇,關注那些因改嫁蒙受“倫理之冤”的女子。他選擇的文本傾向本土化,關注的問題無疑是中國化的。換句話說,他關注的是“法治及其本土資源”。

    與往年榜單相似,2023年榜單收錄的著作中,仍然體現著一種“洋與土”“全球與本國”的差異與和諧。例如,《全球治理與國際法治》一書分為傳統領域和新興領域兩個部分,回顧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道路上中國法律人的努力方向。在該書主編黃進教授看來,中國不但要在國際和平、經濟治理、人才培養與安全治理等傳統領域進行努力,還要在全球網絡空間治理、外層空間治理、全球深海治理、極地治理以及全球氣候治理等新興領域探索出中國方案,發揮出中國法律人的智慧。

    相比今日的“走出去”,近代“法科知識人”走出去的場景有所不同。作者所選的60個樣本中,絕大多數人都有留學經歷。作者寫道:“近代法學本就是西方舶來品,所以留洋是一個必經的學習渠道。沒有留洋的人,不等于知識是從他們腦子里自發長出來的,他們也要通過間接的學習,在新式法科學堂里,研讀漢語化了的外來教科書,成為新一代法科知識人。對這代人而言,在中西碰撞的過程中,法學是最能代表西學精神的學科。我甚至認為,西學的精髓都集中在法學,而不是其他學科?!?/p>

    一眼看來,似乎傳統知識與法科知識有巨大差異,一個講文學與經術,一個強調理性與民主。用孫笑俠教授的話說,“士志于道”與“有勇氣在公共事務上運用理性”是頗為統一的。中國所謂的“道”大可等同于“理性”。

    時代在變,士大夫精神也在更新。既有新式知識人品質,又保留士大夫精神,仿佛時代奇觀一般,成為傳統文人在此百年大變局中轉型的一個象征。

    對于現實世界的法律關懷

    在《重新認識中華法系》一書中,龍大軒教授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是什么樣的文化基因使得中華法系變得“長壽”,如何將這樣的基因傳承到當代法律系統中來?而在於興中、李其瑞主編的《“中國傳統法哲學基本范疇研究”叢書》中,也許恰好可以得到答案,那就是包含了“五倫五?!薄八木S八德”的中國法哲學。正是這些不同于西方法哲學的基本知識,在中國古代社會中起到了理順人際關系、規范社會秩序的作用。

    這是一種中國人認為的“法”,“仁政”“義理”“禮和”“睿智”“誠信”,它們無不發揮著規范人們行為之功能。正如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所言:“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常道”實際上就是與天地長久的經常法則。也正是“五倫”等這些基本的范疇,構成了中國人對“法”的獨特理解和認識,成為支撐中國傳統法哲學體系的四梁八柱。

    同樣是法理學研究者,雷磊教授在《法理學的疆界》一書中這樣描述他所研究的學問:“從歷史根源看,法理學更多屬于哲學,而非狹義上之法學(尤其是法教義學)的組成部分?!崩桌诮淌诨貞碎L年以來困擾許多“法學院逃逸的文學青年之苦惱”。他寫道,“法律家完全可以表達自己在法律上的個人之價值判斷,甚至像抒情詩人那樣呈展自己渴望無限接近天空的浪漫想象,但法律家不能像詩人那樣利用過度修辭的語言張揚自己的情感。他們如果不想讓自己的判斷和想象完全流于無效,那么他們就必須用所謂理性、冷靜、剛性的‘法言法語’包裹起這種判斷和想象,按照‘法律共同體’之專業技術的要求,來邏輯地表達為法律共同體甚或整個社會均予認可的意見和問題解決的辦法?!?/p>

    換句話說,作為一般性學問的法哲學或法理學,想要真正產生對于現實世界的法律關懷,定要收斂浪漫,立足于實務與部門法。在今年的榜單中,王利明教授的《民法總則新論》、何帆教授的《積厚成勢:中國司法的制度邏輯》即是部門法研究成果的代表。

    在《民法總則新論》中,讀者能夠看到王利明教授詳細地談現代民法的五個特點,包括“對所有權的限制”“對契約自由的限制”“歸責原則多元化與多元化的社會救濟機制的形成和發展”“人格權產生和發展”以及“交易規則的一體化趨勢”。很明顯,這些民法學討論極具理論深度,必須使用法理學的一般知識作為語言章句,才能更精準地進行表達。

    而何帆教授觀察的是法院系統的組織架構、人事經費、支持配合、制約監督上的制度關聯。他分析了作為最高審判機關的最高人民法院,如何監督指導全國3500多家下級法院,如何實現司法政策“自上而下”的有序傳導,并在此過程中“軋平”地域與發展上的差異。特別是,他實證地分析了審級設置與四級兩審制,包括新型審級制度的構建、專門人民法院與專門法庭、法庭的組織(獨任庭、合議庭、審判委員會等),還觀察自身與身邊之人,分析了法官法與法官員額制、法官選任與職務序列等問題。

    可以說,這本《積厚成勢:中國司法的制度邏輯》可以幫助讀者了解那扇神秘的“獬豸之門”里,到底是什么樣的人,以怎樣的方式,在做什么樣的事。這些有關司法的知識,也在法理學和法哲學的框架下,被極好地組織起來,以符合“制度邏輯”的方式,條分縷析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回到孫笑俠教授的那個問題,法律人何以不同?其實,作為個體的法律人與其他職業工作者沒什么不同。他們的職業生涯各有差異,或有精彩,或亦平凡。但作為整體,法律人則似乎有些不同,因為他們共享著某些知識。而這些知識無論是刑法還是民法,是古代法還是現代算法,都能夠以符合邏輯的方式(準確地說,是符合法理學框架的方式)被得以共享和互通。因此,這個職業的從業者得以協同配合,各部門法之間得以隔空對話或交叉競合。也許這就是——借用韋伯的說法——“以法律為志業”。

    責編:尹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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